史料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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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辽宁档案信息网  作者(摘自)：曲野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当局为全面了解掌握东北各地历史人文地理，监督各市县的行政情况，加强殖民统治，从1937年开始，将东北地区各市县官署九一八事变前形成的档案文献，全部集中到“国立奉天图书馆”统一管理。据档案记载，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收集东北各官署档案文献约250万卷，其数量之多，价值之珍贵，为全国首屈一指，成为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轰动东北文化界的一个重要事件。

伪国务院训令——东北档案集中奉天图书馆

  　1937年5月28日，伪满洲国国务院下达第37号训令： “查旧记（建国以前之文书资料）者……唯现在各官署等所保管之旧记，其量数甚居，若长此放置，深恐有自然散失废弃之虞。兹拟将全国统一收集，行完全之管理，以期保存之完璧与利用之增进，著国立奉天图书馆统一管理。”

  　同年6月1日，伪国务院总务厅为“旧记”收集整理事又专门致函奉天图书馆，对此次档案大集中做出严格规定：要求国立奉天图书馆长将各官署及地方自治团体保存的“旧记”统一收集、整理、保管，并将“旧记”收集、整理、保管及利用状况，随时报告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对外提供利用，必须开具理由，经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同意，方可提供利用。

　　该训令下发后，得到了各地官署及自治团体的响应。“国立奉天图书馆”也按伪国务院政务厅要求，积极与各地官署、自治团体保持密切联络，统一收集“旧记”。至1938年3月，各地官署及自治团体已分别将保管的档案资料全部集结到“国立奉天图书馆”。至此，长期分散保存在东北各地的“旧记”实现了空前的集中，总数是250万卷以上。

档案堆放在大帅府

　　大帅府坐落在沈阳大南城门内路西，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私宅。这所房子，原是辽沈道尹荣厚的公馆。1912年，张作霖进驻奉天，涉入政坛后将荣宅买作自己的公馆。1914年，张作霖在此大兴土木，拆除旧房子，建了一座三进四合院平房。1922年，又在四合院东侧，新盖了一所罗马式青砖三层大楼，整个帅府由东院、西院、南院组成，占地2914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7570平方米。1932年，“国立奉天图书馆”成立后，地址就设在这里。据档案记载：当时帅府“东院共有瓦房8间（传达室及东仓库）、砖造二层楼房上下计10间（前楼）、洋灰砖造三层楼房上下计大小24室及地下室10室（办公室）、铁筋洋灰造三层楼房上下计18间（新建书库）、洋灰砖造房八间（后仓库）；西院有瓦房63间（卷宗仓库）；南院有红砖瓦房26间（卷宗仓库）。”按照伪满洲国国务院37号训令，各地将大量档案资料源源不断集中于此后，这些档案分别保管在帅府西院63间及南院26间瓦房内。

档案珍品多得是

　　1932年，“国立奉天图书馆”成立后，将当时东三省博物馆、东北大学、冯庸大学、萃升书院及沈阳市内散存的汉文线装图书也全部接收进馆。同年９月1日，伪奉天省长臧式毅训令：为整理重要图书，便于保管起见，将文溯阁《四库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划归“国立奉天图书馆”。此外，“国立奉天图书馆”又将原存于沈阳故宫的盛京内务府稿档和册档(即黑图档)以及户口册接收进馆。1936年，投靠日伪清朝遗老、著名学者罗振玉，又将得自清内阁大库的部分明代兵部档案(此部分明档已于建国初移交给北京故宫档案部)及清代档案“捐献”给“国立奉天图书馆”。加之东北各官署“旧记档案”陆续接收进馆，至1937年，“国立奉天图书馆”已颇具规模。据档案记载：当时“国立奉天图书馆”保存的档案图书资料共有：大清历朝实录57部119函、普通图书159720册、四库全书41464册、拓片1694张、各种地图约1000幅、盛京内务府档案52594件、盛京内务府册档985册、盛京内务府户口册4022册、内阁大库档案67271卷、东北各官署卷宗约250万卷。这些档案文献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珍贵无比，均属无价之瑰宝。现在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并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6件唐档就曾保存在“旧记整理处”。

“旧记整理处”进行了整理编目

　　大批档案资料集中帅府后，为了便于档案资料的整理，日伪当局于1938年3月在“国立奉天图书馆”内专门设立了“旧记整理处”，主要负责收集、整理、保管明清及东北地区伪满政权境内各级官署、地方团体形成的档案。同年12月，为加强对这部分档案的管理，日伪当局又将“国立奉天图书馆”之旧记整理处升格，更名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旧记整理处”。由此不难看出，日伪统治者对这部分档案文献的高度重视。

　　在“旧记整理处”成立近8年的时间里，人事及组织机构多有变化。在“旧记整理处”成立之初，共有职员70多人，在日本投降前夕，“旧记整理处”设有庶务股、经理股、司书股、整理股、编纂室等6个机构。“旧记整理处”处长兼“国立奉天图书馆”馆长，职员有39人，其中日本人4人，中国人35人。“旧记整理处”处长、司书官、庶务股长及经理股长等职务全部由日本人担任，只有1945年，因战时情况紧张，除馆长外，其他日本人都被征兵，此时司书官，庶务股长及经理股长等职务才由中国人担任。日本人弥吉光长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旧记整理处”最后一任处长兼“国立奉天图书馆”馆长。

　　“旧记整理处”成立后，日伪当局制定了《整理旧记办法》，规定：“凡各官署既地方自治团体所保存之旧记（建国以前之文书资料）须总括直接递送国立奉天图书馆长检收，勿有遗漏。但执务上时常可资参考者，不在此限。前项之旧记，须分别为重要文书（甲）及普通文书（乙）二种，凡属甲类者，应当添附目录”。从这个整理办法我们不难看出，所谓“整理”，不过就是把各地打包送到的档案分类，逐卷登记形成案卷目录而已，并没有对档案进行详细的整理编目，只是形成一套管理型目录，共计780册。后来日本人也曾制定了一个更详细的整理办法，但不久便战败投降，此事便告结束。此外，罗振玉得自清内阁大库的部分明代兵部档案(此部分明档已于建国初移交给北京故宫档案部)及清代档案移交给“国立奉天图书馆”后，基本上没有进行整理。清代实录、满文老档等，都是按清代制度在北京抄成后送盛京保存的，这些档案不存在整理编目问题。原存沈阳故宫的盛京内务府稿档和册档(即黑图档)以及户口册接收进馆后加以整理编目。1000余幅各种地图未整理。

　　日本投降前夕的“旧记整理处” 设有12个档案整理室，共有30多人参与整理这些数量浩繁的档案资料，日本人没有参与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只是对日常事物管理及对档案资料进行研究。据当时工作在“旧记整理处”的日本人江嶋壽雄回忆，“我和户田（茂喜）有相当宽敞的房间，被告知只搞研究，特别是户田研究满文档案，出版了顺治年间档等等，而档案整理由中国人担当。”

国民党东北政委会作为伪产接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北，先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沈阳图书馆”，继又改为“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图书馆”，负责管理上述档案。

　　1946年12月9日，教育部东北区院校接收委员兼沈阳图书馆主任周之风呈文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成立明清档案整理委员会。明清档案整理委员会成立后，主任委员金毓黻曾打算整理出版一部份档案，但因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很快崩溃而作罢。在此时期，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对档案进行任何整理编目，反而令军队进驻“旧记整理处”，军队随便拿档案作他用，结果使所藏档案i到很大的损失。

　　1937年，日伪当局集中东北各地的历史档案时，其主观目的十分明确。用日本人的话说是作为“国家各方面施政的重要资料加以利用”，其实质是用以巩固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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