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书店为我党的文化事业，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大城市都有分店。朱枫在新知书店创办的珠江食品厂主管财务和后勤，她还在上海的建华贸易公司、鼎元钱庄工作，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理财，并利用其合法身份和上层社会关系搜集情报，掩护革命同志。

1944年10月，上海新知书店混进了汪伪特务，朱枫被捕入狱，并经受住了日本宪兵的残酷刑审考验，后经中共党组织营救出狱。

1945年春，朱枫经上海中共地下党情报部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被调离书店系统，到中共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部门和情报部门工作，同年又奉命调入香港合众贸易有限公司继续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

1949年11月，当她结束香港的工作，正准备和家人团聚时，为了对台工作需要，她接受中共党组织委派，赴台湾执行秘密任务。

1949年11月25日，受命入台的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了一艘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客货海轮，于27日午后抵达台湾基隆港。

朱枫这次赴台，是以探望女儿陈阿菊（陈莲芳）一家作掩护的。阿菊和其丈夫都在台湾警务机关工作，朱枫正是凭着这个有利条件，开始了在台湾传递情报的秘密工作。

根据上级要求，朱枫一到台湾便单独和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蔡孝乾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朱枫对他很信任，向他传达了中共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蔡孝乾也向朱枫通报了岛内的紧张形势，国民党四处搜捕中共地下党和异己分子，我方行动已相当困难，并把掌握的一些绝密军事情报交给了朱枫。朱枫则叮嘱蔡孝乾一切行动要小心谨慎，注意保护好自己。

几天后，朱枫又与另外一位关键人物，“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取得了联系。解放战争时期，吴石曾为中共党组织提供了大量的绝密军事情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解放上海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在台湾仍坚持搜集国民党的绝密军事情报，正等待着中共党组织派人前来接受情报。朱枫与吴石见面后，吴石从秘密保险箱里取出一只小圆铁盒交给了朱枫，并告诉她，这盒里装的微型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其中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和《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应变计划》及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等。吴石让朱枫尽快将情报送回大陆。3天后，朱枫在台湾基隆港，将这批绝密军事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手中。

这批绝密军事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大陆，传递到中共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领导的手中。

两个多月时间一晃而过，朱枫圆满地完成了来台湾的任务。根据上级指示，她准备返回香港。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她准备动身时，1950年2月2日，吴石派副官聂曦上校紧急约见她，带来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多处分会已被国民党当局破获、多名负责人被捕及蔡孝乾叛变的消息。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朱枫猝不及防，但她迅速镇定了下来，马上给女儿、女婿留下字条，去了阿里山大酒店暂避风头。

为了掩护朱枫离开台湾，吴石了解到，从台湾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定海机场。于是，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朱枫凭着这张通行证，于2月4日傍晚搭乘运输机离岛赴舟山。

因蔡孝乾又供出了吴石，并在吴家搜查出吴石亲笔给朱枫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就这样，受到牵连的吴石、陈宝仓（“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聂曦一并被捕。国民党摸清了朱枫的行踪后，便在舟山展开大追捕，朱枫最终在定海落入了魔掌。

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定海县城监狱里，朱枫乘看守不备，将随身佩带的金链、锁片、金镯等咬碎，将共有二两多重的金子吞服，决心以身殉职。不料天亮后，巡查的敌人发觉了朱枫吞金后的身体异常，立即进行救治，还专门调来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往台北荣民总院抢救。朱枫被救活后，国民党保密局根据毛人凤等上峰指令，对朱枫采用了所谓的攻心战术。分别安排朱枫的女儿、女婿等前来“劝降”，称她只要在“悔过书”上签字，便可保全其性命。望着泪流满面的女儿，朱枫坚毅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士可杀而不可辱，头可断而志不可夺’。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讲，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决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希望你能够理解妈妈的心！”

朱枫始终严守我党的机密，宁死不屈，敌人在其内部文件中也不得不称她为“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陈宝仓、聂曦三人一同被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作为“共谍”秘密判处了死刑。朱枫牺牲时年仅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