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的背后

杜润生（左二）在江苏农村考察时题词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作出了正确结论，并完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组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主持工作后，针对国际国内形势，迅速着手进行农村改革。

7月18日，杜润生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万里汇报农村工作时，万里对他说，中央“75号文件”中有些内容给极“左”的人和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腰。比如说“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农业改革在一些地区要突破人为障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万里提出，要考虑制定新的文件。

7月31日，胡耀邦批阅了一期《国内动态清样》，并对万里说：“我考虑今年九十月要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

随后，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的情况。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2%。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调查中许多农民的淳朴话语给杜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石家庄一个先进大队的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起吃那一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却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这场观念的交锋，在当时中国产生的思想冲击，一直仍让杜润生回味悠长。

8月4日，胡耀邦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并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

10月5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省主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都来参加。其间，中央书记处在10月12日还专门接见了会议代表，并一起讨论了文件草稿。文件草稿肯定了杜润生倡导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在讨论中，胡耀邦针对“包产到户”究竟姓什么的争论指出：农村改革与“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只是“包”给农民，而不是“分田”，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意见稿，并定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这个文件通过后，杜润生建议将其安排在1982年元旦发出，作为新年的第1号文件，以便引起全党和全国重视。中央有关领导当即表示赞同。

于是，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样，“中发［1982］1号”文件便诞生了，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多年来对包产到户的争论。这一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初步说明了“包产到户”不姓“资”，强调了要进一步注重放宽农村政策。

“1982年这个文件的核心，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并宣布长期不变。文件的另一要点是尊重群众的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杜润生回忆说，“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当时许多农民说，这份中央“1号文件”好比让他们吃了一颗“顺心丸”。文件发布后，到当年11月统计时，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198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加11.2%。

虽然1982年中央涉农“1号文件”打破了政策坚冰，但是很多实际问题接踵而至，亟待回答。比如，是否允许私人购买拖拉机？农民能不能“倒买倒卖”、长途贩运？是否可以使用雇工等等。今天看来，这些都不成问题，但在当时则涉及争议极为激烈的大政方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杜润生又指挥部下展开紧张的调研，在各地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研究，同时继续争取最高层的支持，起草新的文件。

1983年至1986年，每年1月，中共中央都会发布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1号文件”。这4份中央“1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分别是：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这些“1号文件”总的方向是一步步消除“左”的束缚，解放农民和农村生产力，从而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奠定了最初的政策基础。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同样主持起草了这几份有关农村政策的文件。

20世纪80年代的5份中央“1号文件”，开启了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作为主要拉动力的由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集中释放了压抑已久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一举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在此后一段历史时期，中央每年都要对“三农”工作进行研究，出台相关文件。特别是199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后，每年都会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杜润生曾这样总结当年5份“1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1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还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晚年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在推行包产到户过程中的作为，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

曾有农民说“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立了大功，是农民的恩人”；有农村干部说“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方面军指挥员”等赞颂之词。对此，杜润生连连摆手，谦逊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转自中国档案报）